陳獨秀在他創(chuàng)辦的《新青年》雜志

民國初年之后，袁世凱稱帝竊國，不惜向日本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與國家主權，激起全國人民的一致反對。當時的一些啟蒙思想家在救亡圖存的同時，也提出了改造國民性，凈化文化空氣，清除精神毒素的文化主張?！拔逅摹睍r期，陳獨秀在他主編的《新青年》雜志上痛切地提出；由于長期的封建專制及其思想意識的愚弄與影響，“鑄成今日卑劣無恥退葸茍安詭易圓滑之國民性”，乃是“亡國滅種之禍根”。他的主張顯然繼承了嚴復與梁啟超的新民說與民德說，在斥責封建專制主義及其文化道德體系對國民的戕害方面，言辭更為激烈。

另一派先進人物則是王國維等人。王國維痛感于辛亥革命以來，道德淪落，國民精神萎靡不振，他們力圖從振興教育的角度來改變這種局面，使中華民族重振雄風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他們認為道德與文化的建設，歸根到底是培養(yǎng)健康向上的人格。但王國維的憂患意識更深，他不僅看到了中國人民在當時飽受國內(nèi)外各種黑暗勢力的欺負壓迫，而且也看到了人類進入物質(zhì)文明階段后，人性墮落與意義流失日益加劇。叔本華與尼采對于人類命運悲觀失望的學說，清末社會的腐敗黑暗，加上個人身世的孤寒，使王國維對人生深感失望與痛苦。因而他的美學對人性思考更加深刻，他力圖將美學與藝術作為消解人生痛苦、超越人生污穢的精神家園，從而建成新的人生觀。王國維在他的《人間詞話》中，還特意將人生境界與詞學境界等同起來。這是王國維詞學與他人不同的重要標志。比如他說過一段經(jīng)常為后人所稱引的名言：“古今之成大事業(yè)、大學問者，必經(jīng)過三種之境界，”他借用宋詞來形容這三種境界：

“昨夜西風凋碧樹。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?！贝说谝痪骋病！耙聨u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此第二境也。“眾里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，燈火闌珊處?！贝说谌骋?。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。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，恐為晏歐諸公所不許也。”

王國維在這里將古今成大事業(yè)與大學問者，與三種人生境界聯(lián)系起來，認為必須經(jīng)過三個階段，這三個階段也就是三種境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在這里刻意突出，填詞決非技巧范疇所能奏效的，而是與做大事業(yè)與成就大學問一樣，是依賴整個心胸人格的升華而成就的。在王國維的詞學思想中，這種詞品出于人品的情緒是異常強烈的。王國維將傳統(tǒng)文化中老莊思想與西方叔本華、尼采的思想融合在一起，力圖建設成具有中國特點的思想體系。由于當時的社會現(xiàn)實離他的理想太遙遠，王國維于1927年6月2日上午自沉于頤和園昆明湖，他的死也是人生境界的產(chǎn)物。故陳寅恪寫下了著名的《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》：

士之讀書治學，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，真理因得以發(fā)揚。思想不自由，毋寧死耳。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義，夫豈庸鄙之敢望。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，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、一姓之興亡。嗚呼！樹茲石于講舍，系哀思而不忘。表哲人之奇節(jié)，訴真宰之茫茫。來世不可知者也，先生之著述，或有時而不章。先生之學說，或有時而可商。惟此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歷千萬祀，與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。

這可以說是對于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人生境界與學術精神相統(tǒng)一的表征，其中所揭示的“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已經(jīng)成為國學人格境界的座右銘。

王國維之后，朱光潛與宗白華先生以其深湛的博通中西文化學養(yǎng)，緊扣本世紀以來中國文明所遇到的挑戰(zhàn)，作出了卓越的理論貢獻。馮友蘭先生則是稍后于他們在人生境界論上作出重要建樹的哲學家。其中宗白華先生“五四”時期對于人生觀的論述最有典型價值。我們在這里不妨作一些介紹。宗白華在“五四”時期如同當時許多熱血青年一樣，傳承了中國古代士大夫“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”的憂患意識，宗白華在“五四”前后最關心的是人生問題。人生問題是政治問題的核心，因為任何政治問題或者民族問題，如若不和人生問題相結合，那么這種政治可能就成為一種非人的異化政治，就像道德問題如果不和人生問題相互結合，就可能成為政治的附庸，名教的器物，最終會受到人們的唾棄。當然人生問題也受政治問題的影響，人在具體的歷史階段，總是受各種各樣政治因素的制約的。宗白華作為一名深愛哲學和藝術的詩人，他以一顆敏感的心，最直接感受到的是當時彌漫整個社會的低迷之人心，頹唐之民性，人們對人生失去失望和信心，這一點，我們現(xiàn)在從王國維在“五四”之后對于人生問題和社會所寫的一系列文章中，可以找到佐證。